
01
在前不久,中国科技部向全社会的有关单位和广大科研人员,开展了颠覆性技术研发方向建立的征集工作。
这个罕见的举措引起了广泛的热议。
我们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的发展是与背后的专利密切相关的。
根据Nature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专利申请国,仅仅是过去的一年当中,中国提交专利申请的人数达到了175万,是10年前的4倍。
2019年,在全球大学和机构专利申请前100名中,中国有20所大学和研究所入榜,有6所大学和研究所进入前20强,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提交国际专利申请的最大来源国。
这么来看,我们的科研实力,特别是高校的科研实力甚至超过了美国。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02
专利大国的背后
长期以来,我们对科研创新的衡量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标准进行的,分别是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量和论文发表数量。
用这个标准,中国高校的专利在全球遥遥领先,清华、哈工大和浙大甚至都进入了世界工科高校前十的位置。
根据2016年的高校专利数据显示,清华大学专利申请量是美国加州理工的15倍。
但事实上,“唯专利和论文数量论”越来越难以和科技创新划上等号了,特别是无法在市场上落地转化,由企业去变成真正的产品进行商业化的推广和运营。
中国在专利产业上面临“四高三低一缺失”的问题,也就是研发经费投入高、专利产出数量高、专利维护费用高、专利失效比率高,专利运营管理水平低、成果转化率低、转化收益低,专业化运营缺失。
其中的核心就在于,专利的研发人员并不知道他们发明的专利能不能在市场得到很好应用,能不能进行商业化运作,能不能跟企业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
而反过来,我们的企业忙于市场,同样不知道高校和科研人员正在研发什么新的技术和专利,怎么样才能帮助到我们这些企业。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各类高校的专利授权将近23万项,但以合同形式的转化的不到5000件,转化率连2%都不到。
这个尴尬的数据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存在了。
人民日报曾经专门刊登文章,名字叫《把论文写在产品上》,直指高校的专利转化率太低。
说完了这些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03
斯坦福模式
首先来看看美国的斯坦福模式。
在专利产业化方面,斯坦福大学仅仅在2019财年,从875项技术的转化和合作中拿得了4930万美元的许可费,专利转化率达到了25%,远远超过全世界所有高校。
《纽约客》曾经评论说:“如果说常青藤联盟是美国精英的孕育地,那斯坦福大学就是硅谷的培养场。”
这所大学在1988~1996年,为硅谷贡献了60%的收入,从这所大学走出了一大批誉满全球的企业,比如半导体的鼻祖仙童、全球芯片巨头英特尔、英伟达,全球路由器巨头思科,还有互联网巨头谷歌。
几十年来,斯坦福孵化的公司前前后后有5000多家。
斯坦福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鼓励老师与学生走出去,将想法变成产业。
斯坦福的老师每周有一天时间可以去企业做研发或者经营企业,甚至可以去企业任职一到两年,学生可以休学两年创业,不管成败都可以继续学业。
第二、斯坦福完成了基金会和专利产业化的闭环。
我们说过,美国的私立大学与其说是一个学校,还不如说是一个财团。
他们都有自己的大学基金会,基金的来源,一部分是社会捐赠,另一部分就是专利产业化的许可费。
基金会负责寻找和审核值得投资的项目和人才,去了解他们的模式和科研实力。
假如觉得有潜力,斯坦福就定制化的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专门聘请专利经纪人,去负责专利技术从披露到转让的全过程,而申请就交给律师事务所来处理。
当年谷歌在正式成立之前,斯坦福就在其中牵线搭桥,给谷歌找天使投资人,最终获得了0.7%的股权回报。
以谷歌目前1.9万亿美元的身价来看,斯坦福大概能拿到1330亿美元的恐怖回报。
斯坦福是真正把专利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做到了跟产业流水线一样,标准化,体系化,规模化。
从一开始的投资,到专利转化和合作,最后收获回报,形成了完整的闭环。
第三、收入分配的制度化。
斯坦福和企业在收入分配方面 ,采取“三三制”,什么意思呢?
专利产业化所产生的净收益,由发明的研发团队,将专利转化的学校,以及负责投入市场的企业各得1/3。
这个举措的根基,就是来源美国在1980年专门出台的专利法案《拜杜法案》,这也是美国从“制造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开端。
04
我们身边的案例
斯坦福模式是基于美国的客观条件而产生的,是学校作为一家研发型公司,主动去跟市场上的企业接触,未必能够完全适用于中国,当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借鉴。
在我们身边,其实已经有着企业主动去联合研究机构,研发真正符合市场的发明专利,取得了不错的突破。
比如说第十二届全国电子商务十大牛商获奖者,陈芒陈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跟他做过深度的交流。
他来自深圳轻生活科技,专门做物联网智能语音解决方案的研发,目前是行业的标杆企业,是典型的“专精特新”,而且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核心业务简单点来说,就是让电子设备能“听懂”人类的语言,能够依照人们发出的语音指令做各种事情和操作。
其中,智能语音控制与交互技术、高频传输技术就是核心研发的重点。
尽管轻生活也有着自己的研发团队,在市场应用上积累了很深的经验,但企业在前端的市场并没有完全打开,技术还没有推广出去,特别是可以形成护城河的技术。
当行业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新技术很难被B端用户和C端用户接受,各种层次不齐的产品都会在市场上横行,反过来也给他们带来了研发和销售的压力。
于是,陈芒就专程找到了中科院的声学所。
声学所对于智能语音控制技术上的算法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但他们的研究往往是基础研究,没有真正融合进市场。
这也是我在上面提到的一个现象,科研机构的研发和市场应用的落地不在一条线上。
为了补足这一点呢,陈芒就带着团队,把自己积累多年的市场研发经验分享给中科院声学所,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提供费用向声学所确立研究项目,配合他们的算法,加上应用的实践,实现了发明到专利的路径转化。
举个例子,风扇的语音控制范围只有1米,但具体到使用场景,用户希望能在5米甚至10米的范围都能用语音去操控。
陈芒和团队就提供了思路给声学所进行攻关,用录音的方式实现了远距离操控,同时移植芯片到自己特殊设计的产品模具当中,把整个发明落地到了产品应用上,申请了自己的专利。
而在全网销售上,单仁资讯团队就帮助陈芒和团队确立全网营销的思路,打造了一系列的营销型网站和线上转化入口。
经过了3年的努力和在专利上的积累,2020年,深圳轻生活科技和中科院声学所、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这些机构,作为标准起草组长单位发起了中国《家用及类似电器用中文离线语音识别控制模块技术规范》,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形成了标准化,推动了整个行业的进步,自己也成为了行业的标杆企业,确立了江湖地位。
配合上全网营销的推广和转化,马上就产生了化学反应,一系列知名的大企业,像日本松下目前就已经和轻生活合作了两个项目。
而就在我和陈芒交流的时候,他告诉我,前两天就有三批客户从网上了解了他们,分别从哈尔滨、青岛、广州来到深圳的研发中心考察,他们想在电动车上装上语音识别功能,控制雨刷器,转向灯等等。
同时,对于中小企业做研发的方向,他也给出了两点建议。
第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正在不断完善,国家也把知识产权提高到了重要的战略方向,对于专利的申请和转化,需要重视起来,从技术上确立行业的标准,也能从专利许可中获得收益,给行业的进步带来更大的价值。
第二就是中小企业做产品研发,重点应该落在市场应用层面和生产方面的实践,当然也要借助于国内外顶尖研发机构的力量,同时还应该借助于互联网,做全网品牌的推广。
比如说模具设计,材料打磨的标准化,难度更高一些的算法可以借助于更专业的科研机构共同开发。
当有了符合市场要求的专利后,有需求的企业就会从网络上自己找过来,自发的进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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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转化率的核心
其实,从轻生活和斯坦福模式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专利转化率的两个核心点。
第一,合理的分配,让大家都有钱赚,有回报才会有持续下去的动力,才能够形成良性循环。
可以参考斯坦福模式,成立成果转化基金,专门扶持专利转化,将专利转化产生的收益,按比例分配给高校,研发团队和企业。
像深圳已经开始了尝试,去年颁布的《创新条例》就作出不少鼓励和保护科技创新的制度设计。
比如说把以前的“先转化后奖励”变为“先赋权后转化”,给予研发团队长达十年以上的专利使用权。
这就是从制度上保障专利转化的分配和所有权。
第二,是鼓励企业能与高校、研究所做深入合作。
专利脱离了市场,没有企业作为承载的主体,就只能是学术论文,真正的专利转化必须要借助于能够理解市场的俄企业,满足市场的需求,能带来盈利。
这就要求了科研人员在产品实践上离企业更近一步,价值实践上,向市场更靠近一点。
同时,企业作为对市场最为敏感的群体,可以把市场真正的需求和研发实践结合起来,提供给专业的科研机构共同开发和合作。
特别是作为研发能力薄弱的中小企业来说,养一个研发团队很困难,但是生产力的提高,并不一定是依靠于自己的技术研发能力,整合外部资源的能力同样重要。
科技的力量,本就是为了服务大众。
通过合作研发,企业让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走进市场,把专利产业化,拿到一定的利益分配,这才是科技生生不息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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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透过专利转化率再去看它的本质。
专利产生的效益当然存在,但最重要的是专利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它能带来多少就业,甚至能否创造一个科技巨头,能不能为中国多带来几个华为,这才是专利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这条路上,我们可能需要去共同建立,并且维护一个良性的专利转化和保护制度。
就像亚伯拉罕·林肯说的:“专利制度就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
天才之火,我想我们从不缺少。
但是利益之油,需要真正的“牵手”企业,把论文写在产品上、把研究做在工程上、成果转化在企业的目标里。
2021.08.30-